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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底，年度电影榜单纷纷出炉，许多媒体、电影杂志、影评人都评选出自己的年度十佳影片。其中，有一部电影是这些榜单的常客——在2023年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斩获金棕榈大奖的《坠落的审判》（又译作《坠楼死亡的剖析》）。

  不仅很多知名媒体将它评为年度十大电影，专业电影杂志《电影手册》的主编将它选入年度十佳，编辑部全员投票中也排名第三；而在大众电影评分网站上，有7万人在豆瓣上打出了8.5的高分。这些都在说明《坠落的审判》是公认的佳作。

  《坠落的审判》是一部看似简单的电影，但层层挖下去，会发现它像洋葱一样，剥开一层还有一层。导演茹斯汀·特里耶（Justine Triet）用冷静的笔触，精准而甚至优雅地用法庭审判呈现了一段复杂的亲密关系，让人惊叹。

  电影设定就写在片名《坠楼的审判》里，这是一次坠楼死亡事件之后发生的审判。

  与许多参加戛纳主竞赛的电影不同，《坠落的审判》的叙事方式十分简单，除了后半段的几个闪回，时间线几乎是线性向前，没太多让人困惑的交叉和多线叙事。

  女主角桑德拉（Sandra）是一名小说家，电影开头，她正在一幢木屋里接受一位女学生的采访，谈论作家将真实生活情节转变为小说素材的道德伦理。对话中，桑德拉看向女生的目光带着一股含蓄的轻佻，虽然是被采访，但她巧妙地把话题从自己转向了采访者。

  对话过程中，楼上响起刺耳的音乐，是一首带有强烈厌女色彩的歌曲《P.I.M.P.》，由桑德拉的丈夫，同为写作者的塞缪尔（Samuel）播放。桑德拉尽力去忽略嘈杂的背景音，但采访不得不中断。大声放歌展现了塞缪尔的不欢迎，于是学生很快离开。

  一小时后，桑德拉和塞缪尔的儿子丹尼尔（Daniel）在遛狗时发现，自己的父亲死在阁楼窗户下的小屋旁。由于现场缺乏证据，桑德拉被当作嫌疑人接受检方的审讯。这究竟是一次事故、谋杀还是自杀？

  前面看似琐碎的场景，没有一处是闲笔，它们之后会被用作判断谋杀是否发生的侧面证据。比如，小木屋的装修和设计是夫妻间的一个矛盾点；而女学生的采访则可能是桑德拉人品有问题的象征。

  小说家能操纵故事走向，在桑德拉创造的小说世界里，她是全知全能的神。现实中的坠楼事件打破了这点，桑德拉被司法和现实体系的重力困住，她成为了被审判和剖析的对象。

  这是电影在角色设计上展示的张力，审判打断了桑德拉能随意书写和定义自己的自由，甚至最终会“敲定”一个事实作为结果。

  陷入指控的桑德拉找来律师文森特（Vincent）为自己辩护。桑德拉询问文森特，是否相信自身没杀人，文森特回复，“我不关心，真相不重要”，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要讲一个让人信服的故事”，而意外死亡不如自杀好辩护。

  文森特的话是电影的主旨之一。在庭审上，控方律师带着一个强烈的目的而来，给桑德拉定罪。于是，现实中所有模糊的可能性都被一一收窄，用来指向一种确定的事实。

  比如，采访桑德拉的女生作为证人出庭，采访录音中，她们的每一句话都被反复聆听，分析用意、质询动机，比如桑德拉是否想引诱她，或在对话和身体语言中体现了对丈夫的厌恶，从而推导出她的杀人动机。

  塞缪尔的心理医生也登上证人席，把塞缪尔在心理咨询中吐露的痛苦和挣扎，都视为桑德拉有罪的证据。桑德拉只能辩驳：如果我对着心理咨询师倾诉，那我的咨询师也会讲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我的工作就是混淆视听，让虚构毁灭现实”，连桑德拉过去接受电视采访的话语，都被作为呈堂证供。因为她过往的创作大多与自己的生活有关，她曾在小说里写的杀夫的桥段也被当作预谋杀人的证据。

  在这场审判中，控辩双方的任务就是极尽所能地利用这些琐碎的材料，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武器，以争取陪审团的信任。每项证据都存在截然相反但合情合理的解释。当然，出发点或许也能够理解为：如果我们没办法了解事情的发生过程，只能去问这件事为何会发生。

  电影的镜头设计也很巧妙。一般的庭审戏会使用“正反打”的手法，一方说话时镜头对着他，另一方说话时再切回去给特写。《坠落的审判》并不这么拍，它的镜头视角来自台下的旁观者，随着不同的证人讲话，旁观者的目光也在控方和辩方之间游移。这像是一种暗示，陪审团的立场在不断摇摆。

  电影中甚至有以宠物狗为视角的镜头。在一切细节都会被掰开揉碎的审判里，连狗的行为都变得重要。

  导演特里耶并不只想讲一个罗生门式的故事，她反复提醒观众注意话语里的权力结构。桑德拉的书写具有权力，法庭审判双方构建的叙事也具有权力。当然，特里耶的电影镜头也具有权力，她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呈现了反思。

  《坠落的审判》的法语原名为“Anatomie dune chute”（对应英文“Anatomy of a Fall”），其中“anatomie”和“chute”都有各自的引申含义。除了生理性的解剖，“anatomie”也有文学层面剖析的意味；而“chute”不止指物理意义中的坠落，也有抽象的“崩溃”与“崩塌”的含义。

  资深电影媒体《电影手册》认为，电影标题里的“坠落”不只指塞缪尔的去世，它同时指向了“对话”的坠落。这种崩塌是失序的表现，正常的对话已经没办法进行了。

  法庭上的对话并不是真正有交流意义的对话，双方都不能转换视角，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因为这是一场言语的攻防战，须想方设法地利用所有素材和细节来增强故事的可信度。而这场辩论的结果，会改变一个人甚至更多人的人生。

  桑德拉为了验证自己无罪，只能尽量在法庭上声明自己的丈夫有自毁倾向，但下一秒，她又含泪对律师文森特说，“塞缪尔不是这样的人”。可是如《电影手册》的评论所述，“法庭是修辞的血腥竞技场，没有一点现实的残余被留下”。

  这部电影长达两个半小时，却非常紧张和抓人，几乎感觉不到冗长。除了上文提及的庭辩戏，电影还囊括了惊悚电影的常用手法，有对死亡真相的推理，有时甚至带着几分黑色幽默的色彩，以及，对于爱情、婚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拷问。

  用电影评论杂志《视与听》的话来说，特里耶用一种“优雅的结构”，把复杂的议题都巧妙地收到了一个简洁的故事结构中。

  电影进展到后半部分，才揭示儿子丹尼尔患有视力障碍的原因——有一次塞缪尔忙于创作没有及时去接丹尼尔下课而委托保姆，丹尼尔遭遇车祸，导致视力严重受损。

  丹尼尔的意外既是两口子之间的裂痕和伤痛，也是一个让真相更扑朔迷离的设定，同时儿子的摇摆也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

  导演特里耶并不想像普通的犯罪电影那样，去进行纯粹的犯罪推演和真相探索，也不只想进行纯粹的语言游戏。她恰恰把电影安放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虽然牵涉到法律、审判这样的主题，但特里耶没有没用一些充满大词的话术，也没用犯罪戏常用的“严肃”视角。

  《坠落的审判》充满着真实感，在许多细节里，即使是身处不同文化背景的我们，都能共鸣。

  最出彩的情节莫过于桑德拉和塞缪尔的一次争吵。这是一次看似普通的夫妻吵架，发生在塞缪尔死去前一天，他恰好留下了录音，可能是为了留存写作素材，也有一定的可能是他想在自杀前故意挑起矛盾，以构陷妻子。

  这场戏完全以生活琐事的角度展开，讨论的内容有谁在家教育孩子，谁有更多的个人时间，更不可思议的是很多情绪化的，试图抓住对方言语漏洞的情绪性说辞。

  婚姻生活并不是金句大比拼，大部分都由这些鸡毛蒜皮构成。这场争吵长达15分钟，它呈现了太多婚姻里的议题，家庭与职业之间的不平衡，母职与父职，为对方迁就、妥协以及话语权分配等等。

  这场争吵和丈夫妻子的关系中还有额外的冲突因素：语言。桑德拉和塞缪尔的对话用英语进行，这既不是丈夫的母语法语，也不是妻子的母语德语，而他们正生活在法国。

  在案发现场和庭审现场，桑德拉必须用法语重复用英语说过的话。不同语言的翻译和转述，不只会导致话语的意义缺失，更涉及个体在社会里的舒适感和身份认同。

  当桑德拉在法庭上使用法语磕磕巴巴地说话时，这种不舒适的语言状态，是一种弥漫在电影中的不安的情绪。她得考虑到底用哪种语言表达，思考何时忍气吞声，何时予以反击而不是直接默认，当然，她又不能显得太强势以至于讨人厌，因为这与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不同。

  语言作为一个细节，展示了桑德拉在这个看似平等的婚姻中，在这个要一直自证的法庭上，已经精疲力尽。

  《坠落的审判》更深一层的意味，也指桑德拉的坠落。在被起诉后，她的所有生活以及整个人都被剖析了。审讯成为一种羞辱式的拷问。曾经有过几次的不忠，剥夺上下文后被放大为她性格的缩影。她的创作也受到了质疑，仅仅因为她承认自己从真实的生活中获取灵感。

  这其中夹杂着太多厌女的刻板印象，就像一句热评说的那样，“她唯一的过错就是在丈夫失败的领域取得成功”。（豆瓣@小蛮姐姐）

  对丹尼尔来说，这场审判就像罪案版的《婚姻故事》，他的父母都被搬到台面上剖析以致形象崩塌。丹尼尔目睹了这个家庭隐蔽的争吵、背叛和不安，以及检察官、心理咨询师和法官就私生活细节的种种揣测。对一个不仅失去了父亲，还可能失去母亲的孩子来说，这种压力是难以承受的。

  就像许多夫妻一样，桑德拉和塞缪尔因为金钱、工作和育儿的压力而关系日益紧张，这一切都因为交叉审问被揭露无遗。桑德拉尝试向陪审团解释：“有时我们彼此支持，有时我们各自战斗，有时我们与对方争斗。”

  只是，这样的话语在法庭上没有太多说服力。随着录音的释出，桑德拉陷入被动的局面，控方律师的叙事几乎就要成立了。但有谁的生活能经得起放大镜般的审视，又有谁能被他人完全理解呢？

  特里耶设定了一个巧妙的电影结尾，在各种婚姻真相被剥开呈现给众人后，丹尼尔，这位在庭审过程中被深深伤害的孩子，用一个决定结束了庭审。或许在这么丑陋的审判中，总有一些简单的情感是有力量的，比如爱、恨、抱歉与谅解。

  在“有罪”与“无罪”之间，《坠落的审判》展现了形形的人，他们带有各种目的和立场，和心照不宣的共谋。做一个简化的、非黑即白的判定，显然是不妥的。

  桑德拉既可以是一个慈爱的母亲，也可以是杀夫的妻子，既可以是一个自恋的创作者，又可能是一位因破坏家庭而深深自责的人。

  我们当然会同情桑德拉的遭遇，然而对于一位不完美受害者，又很难完全相信她。毕竟这是一位精明且成熟的女性。她有时看似情绪热烈涌动，下一秒却又展现出近乎冷漠的理性。

  在少数时刻里，在远离审视的地方，桑德拉会独自躺在旅馆的床上，衣着整齐地吃着超市买来的三明治，身影显得那么单薄和孤独。这一些细节让人想起她对儿子丹尼尔说的那句话，“我不是一个怪物”。

  女性常常被要求面带微笑，友善待人。但有一类女性天生并不会去遵守这类“潜规则”，她们不会刻意摆出温柔的面容来迎合他人，看似冷漠的外表常常会被误解为冷血甚至有罪。

  在一段决定性的陈述里，桑德拉以简洁的方式解释了为何她不对丹尼尔的事故感到任何内疚，这让陪审团开始动摇，也让我们更了解她的内心。她不会用友善和微笑来包装自己，而是以专注的眼神和直率的回答来应对，这种认真就是她的热情和真诚。

  电影的深刻除了来自细致的剧本，还有赖于演员。扮演桑德拉的德国演员桑德拉·惠勒（Sandra Hüller）用精湛的演技，让桑德拉在傲慢与脆弱之间横跳，在真诚和精明之间游走，让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特质自然地融合在一个人身上，塑造了这样一位有层次感的复杂人物。

  导演特里耶一向喜欢刻画这些非传统女性，比如在前作《西比勒》和《维多利亚》中，有许多复杂、坚定且极具有挑战性的女性角色。面对社会中种种厌女的偏见，她们用各自的敏锐、幽默和智慧来化解。

  但就像桑德拉一样，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女性，她们与父权社会里刻画的“好女人”角色相去甚远，时常透露出让人不舒服的锋利棱角。

  在接受电影杂志采访时，导演特里耶提到惠勒问的唯一一个与剧本有关的问题，桑德拉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特里耶回答，“不知道，但希望她表现得似乎是无辜的。”这种开放性给了惠勒表演空间，但同时也增加了表演的复杂度。

  作为一名资深的舞台剧演员，惠勒并不那么注重自己镜头前的形象，反而更重视用身体语言来表达情感，惠勒并不会简单地通过念台词来“扮演”桑德拉，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表达。比如在很多场景中，特里耶希望桑德拉是哭泣的，但惠勒拒绝了——她不觉得自身的角色应该通过眼泪来操纵观众的情感。

  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电影本身就像一幅拼图，而拼完《坠落的审判》的关键，是特里耶、惠勒这样大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的女性。

  如作家艾德丽安·里奇在《女人所生》一书中所呐喊，“每一位作者所希望的——并且知道每一个像她这样的人也会如此——是通过不同的视角、背景和工具，把那些存在于女人面孔上的无以数计的模糊马赛克碎片，拼合成一个完整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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