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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龙:重新理解媒介《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新版前言

2024.02.07 作者: 新闻中心

  将两年的综述与重要文献打包在一起呈现给读者。这样做利弊参半。好的一面是有了更多沉淀,不好的一面是多了遗珠之憾。从本卷开始,书名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化。往年各卷都标注出版年份,虽然便于识别,但也给人一种本书只有一年时效性的错觉。其实越优秀的研究,保质期越长,我相信收入本卷的文章应该都不是速朽的研究,它会在未来若干年里产生一定的影响。今年我们将副标题定为“重新理解媒介”,以彰显这卷收录文章的共同取向。

  ChatGPT的横空出世引发了整个学术界的关注,传播的智能化时代已经徐徐拉开大幕。智能化的媒介不单单是渠道和中介,而且成为传播的主体,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传播研究的思维方法又将迎来一次新的变革。

  传播学知识体系形成于大众传播时代,要么强调媒介的信息传递功能,带有很强的信息论和控制论的色彩,要么强调文本和意义的文化仪式功能,具有批判色彩。21世纪以来,数字和网络技术使得传统的注重内容及其影响的研究范式受到挑战,研究者开始关注媒介本身的意义及影响。之前几卷《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曾经介绍过的媒介物质性、媒介考古、媒介基础设施、地理媒介、城市媒介等都代表着这个新范式在中国的引介。

  不过在激进的媒介理论中,哪怕是在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中,媒介的能动性基本上仍是一个隐喻性的概念。按照德国哲学家克莱默尔的说法,媒介只是一个信使,具有他律性,必须听命于人,同时它也不介入内容本身,只是将内容转化成可感知的经验。所以媒介研究主要是在媒介的中介性、组织性和转化性问题上做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媒介即存有”则是更加诗化的阐释。然而无论如何强调媒介的重要性,研究者们基本上还是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方面出发来看待媒介的,最典型的就是斯蒂格勒提出的技术是人类器官外化的观点。

  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非常有可能会改变原来的传播格局和前提假设,字面意思上的新的行动者会加入传播者行列,它不再是被动的、他律的信使,而是会积极地介入内容生产的主体。在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人际关系之中,恐怕还要加入人机关系的维度。当然这不是说AI会全面取代人类成为新的交往者,这个中间有着许多过渡地带,人工智能可能会和人类协作,重构传播的内容、交往方式和关系。这会改写之前一系列研究默认的前提假设。

  由于传播智能化时代刚刚开启,本卷的研究直接针对人工智能的讨论还不多,更多的还是在概括总结上一次研究范式的变革,不少研究在重新思考媒介性的问题。所谓媒介性,正如黄旦在《理解媒介的威力》一文中所说,不是具体某个媒介的特点,而是作为抽象的普通媒介所具有的特征,像是克莱默尔提到的中介性、他律性、转化性、可感知性、透明性、非对称性(媒介不会消除传受双方差异)等。胡翼青、姚文苑则总结得更为明确:媒介是界面、内容和物质的三位一体。界面体现的就是媒介的中介性与转换性,将传者要传递的内容转换成接受者可以感知的经验。不过其中提到的内容是不是能够归入媒介的特性还能更加进一步讨论,德布雷提出的媒介是“内容的组织”与“有组织的内容”,其中作为符号系统的后者仍然强调内容的形式或格式,而不是单纯的内容本身。

  除了对媒介性的哲学讨论,本卷收入的大部分关于媒介的讨论都涉及具体的媒介,如基础设施、身体、平台、导航媒介,各篇研究也都别开生面,读者自可体会到通过媒介视角和将媒介作为办法能够看到的世界万象,尤其是《网络化身体》与《数字平台劳动者空间生产的能动性与局限性》这两篇,文章对技术对人的异化与操纵做了较深入的剖析,展现了平台与人之间复杂的共生关系。虽然技术未必是奴役人的直接原因,真正原因是其背后的制度安排与权力关系,但是媒介技术至少在其中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与结构因素,使特定群体更加处于不利位置。技术扮演着柏拉图和德里达所说的“药”的角色,它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一定的好处,缓解欲望带来的痛苦,但另一方面,“是药三分毒”,它又会让人陷入新的困境之中。

  近些年,伴随着新闻业的困顿,新闻研究也长期处在范式转型的探索之中。这两年有不少研究者开始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重新认识新闻,这和传播研究中用知识概念来批判信息概念的路径不谋而合。这是向帕克经典研究的致敬或回归。帕克那篇《作为知识的新闻:知识社会学的一章》是美国新闻学研究的奠基之作,而这一传统恰好在中国过去的新闻学研究中是缺席的。之前存在过哲学化的新闻研究,以及传播社会学的新闻学研究,要么把新闻看成政治斗争的工具,要么把新闻看成媒体工业的产品,但是很少从本体论意义上对新闻的独特性进行过深入思考。帕克的这篇经典之作,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将新闻与现实建构联系在一起。虽然受制于时代与知识结构,他的阐释并不系统也不深入,但是这一视角架设了一条将新闻研究与更广阔的社会环境和学术资源联系起来的桥梁。

  知识的维度赋予我们观察平台时代的新闻、后真相、互联网新闻业等问题的新视角,摆脱了只关注新闻,忽视新闻与更广阔的平台技术、社会关系之间联系的问题。本卷中胡翼青、王斌等的文章就是很好的例证。

  经典的新闻生产研究(或者传统的媒介社会学)比较注重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媒体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对媒介内容的影响,而近年来慢慢的变多的研究也开始将技术作为生产中的主要的因素加以考虑,吴璟薇、周睿鸣、王敏等进行的经验研究均揭示出技术已成为媒介生产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塑造和约束着媒介生产的方式与过程。

  从以上的简单介绍中显而易见,本卷所收录的新闻与传播研究都将媒介技术的社会效应作为核心问题,这既体现了目前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也体现了编者的倾向。

  说到这里,有必要再重复一下本书的选编原则。因为偶尔也会被问到,为什么有些作者的文章经常被选入,而有些作者则从来没有。首先要强调的是,这本书并不是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全面的记录,更没有月旦评的野心,它只代表着编者有限的视野以及对于当下新闻传播学研究重点及趋势的狭隘理解,或者说这纯粹是一种个人趣味。

  其实从本系列第一任主编陈力丹教授开始,《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就具有极强的个人风格。与其他年鉴、蓝皮书的“厚重”风格相比,这种风格可以形容为“轻灵”,带有实验性和探索性。至于这种风格是否有存在价值,最终还得靠读者诸君来判断。

  因为疫情的原因,《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22年卷暂付阙如。读者手中的这一卷将两年的综述与重要文献打包在一起呈现给读者。这样做利弊参半。好的一面是有了更多沉淀,不好的一面是多了遗珠之憾。从本卷开始,书名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化。往年各卷都标注出版年份,虽然便于识别,但也给人一种本书只有一年时效性的错觉。其实越优秀的研究,保质期越长,我相信收入本卷的文章应该都不是速朽的研究,它会在未来若干年里产生一定的影响。今年我们将副标题定为“重新理解媒介”,以彰显这卷收录文章的共同取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总编辑翟江虹一如既往地支持了《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重新理解媒介》的出版,没有她的坚持,就没有本卷的顺利出版。还要感谢各位作者慷慨的授权。同时束开荣承担了大量编辑组织工作,博士生孙彤昕、丁依然、张世超、刘洁、陈宇恒、惠一蘅承担了各篇文章的重新编辑工作,一并表示感谢!

  《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自2006年出版以来,已形成品牌,受到新闻传播专业师生和研究者的关注。

  《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重新理解媒介》梳理的内容横跨两年,从学术层面、热点话题研究层面对近两年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做了概述。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综述与报告,包括2021和2022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和全球新闻创新报告,主要是针对这两年新闻传播领域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归纳;第二部分为新闻研究的新场景与新面向,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新闻传播领域的新动向进行了剖析;第三部分为传播研究的新问题与新视角,着重从新技术对传媒的影响角度重新解读当下新闻传播的新业态,研究内容富有现实意义和学术前瞻性。

  本书对前沿领域的研究话题做了集中展示,其中论文的议题选择、研究方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我们大家可以随着作者的视角去观察智能新闻生产、数字媒介时代的都市新闻业、新闻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编辑室,也能重新认识媒介与历史、重新发现和理解互联网基础设施、重新观察中国网络技术和网络社会的关系,探讨数字平台劳动者空间生产的能动性与局限性,了解中国新闻业视频创新与行动策略。

  本书的特色在于:点面结合,一册在手,既可概览学科发展“面”上的现状,又可在“点”上知晓最新的研究进展;权威而前沿,书中收录的综述、报告、学术文章均正式发表于本学科核心期刊或新锐出版物。

  第一部分 2021—2022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2021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2021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2021年全球新闻创新报告2022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2022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2022年全球新闻创新报告

  ——重回新闻研究的知识之维理解互联网新闻学的关系维度媒介网络视域下的智能新闻生产中国新闻业视频创新与行动策略数字媒介时代的都市新闻业新闻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编辑室控制

  ——重新理解媒介的三重实践重新发现和理解互联网基础设施媒介性、文化技艺与人工智能

  ——重新观察中国网络技术和网络社会的关系数字平台劳动者空间生产的能动性与局限性